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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秘书进谏二三事
发布时间:2015-06-29 来源: 字号:

  ????秘书撰拟公文,动笔之前诚然要摸清领导意图,忌做无用功,但当领导的想法和做法有不妥时,也不能唯命是从。历史上敢于进言的秘书非常多,本文略述一二。

张九龄进谏宰相推恩颁赏需周备

 

  张九龄是唐玄宗开元末期的一位贤相。史家一般认为,张九龄被罢相和李林甫升为宰相,是唐玄宗时期乃至整个唐朝由治而衰的一个转折和标志。张九龄不但是一位好宰相,而且是一个好秘书。

  张九龄做秘书,是宰相张说推荐任用的,时间为开元十一年(723年)。张九龄年轻时就写一手漂亮的文章,以才华出众而被张说看中,并因为同姓的关系,进而认为同族,叙为昭穆,结为忘年之交。张说常对人夸奖张九龄的文才说:“后来词人称首也。”张九龄则欣逢知己,与张说相交甚深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张说才推荐提拔张九龄为中书舍人。

  从私人关系上,张九龄和张说可以说是相当深厚和十分融洽的,但在工作上,他对张说并不曲意奉承和唯命是从。一般情况下,他坚决服从张说的领导,尽心尽力完成张说交办的任务,但当张说的做法出现偏差时,张九龄也敢进直言,提醒张说注意并加以改正。当然,如果张说不采纳他的建议,他还是会按照张说的指示办事。

  开元十三年(725年),唐玄宗实现了东封泰山的愿望。这次封禅的仪礼,是张说负责修撰的;封禅的具体组织工作,也基本由张说安排。张说多推荐自己的部属——中书省、门下省的吏员以及自己亲近的人随从玄宗登山。封禅大典结束后,玄宗推恩颁赏时,他们往往可以被破格提拔,但这种皇恩与其他文武官员无缘。张九龄接受起草推恩颁赏的诏令后,觉得这种做法有失公允,事后必定会引起众人不满,对张说的声望也会带来损害,建议张说改变这种做法。张说拒绝采纳这一意见,张九龄只好服从命令,起草诏令。诏令颁布后,朝廷内外果然对张说极其不满。不久,张说罢知政事,失去了宰相职位。张九龄也因此受到牵连,改任太常少卿,不久又出为冀州刺史。张说被罢相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没有听张九龄的忠告,固执己见推恩赏私,最终导致“由内外所怨”。

  虽结果不尽如人意,但张九龄仍不失为一个好秘书,这是因为他遵循了两条基本原则:一、秘书从事公文写作时,要忠于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制文意图,秘书自己的思想、观点和意见与领导意图有差异时,可以并且应该提出来。二、秘书的意见不被领导采纳时,除非涉及大的原则性问题,否则即使思想上不通也不能有抵触情绪和行为,应该按照领导意图把公文写好。

  大多数秘书在服从领导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,也相对容易做好,但对领导不盲从,则往往难以做到。有的秘书明知领导的某些想法和做法是不妥的,但因为怕提了意见领导不高兴,于是明知不对,还是奉行少说为佳,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做。这种唯领导之命是从的行为,表面上好像是绝对服从领导,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。

老翰林郑絪力谏唐德宗内外二制不可乱

 

  秘书给领导提意见,可能会使领导不高兴,但如果意见提得对,对改进工作有帮助,多数领导还是会虚心接受的,对敢提意见的秘书也会高看一眼,唐朝的郑絪就是如此。

  翰林学士院建立之前,唐朝中央的所有文书都是中书省负责拟制;翰林学士院建立之后,翰林学士“专掌内命”,皇帝的机要诏命改由翰林学士起草,于是朝廷文书此后明显地分为内外两制:翰林学士所撰,直接发自禁中,用白麻纸书写,并且不经政事堂,宰相也不得妄改,故而称为“内制”;中书省所撰,写在黄麻纸上,为一般诏令,称为“外制”。白麻黄麻,两种文书的地位、作用及性质,一目了然。

 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出现。唐德宗建中四年(783年),因泾原兵变,为避朱泚之乱,唐德宗出奔奉天。此后一段日子,因朝臣不足,加之局势混乱,为仓促应急,一些原属外制的文诰也交由翰林学士撰拟。有一段时间,中书省的中书舍人成为空名,翰林学士的地位与作用则越来越重要,这期间文诰的内外制分别便不十分明了。

  兴元元年(784年)七月,在外流亡十个月之久的唐德宗重新回到了首都长安,原来的制度从这时起虽然慢慢得以恢复,但由于白麻制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远比黄麻制书尊贵崇高,所以在任命官员时,很多人都想得到白麻制书,而皇帝为了笼络大臣,对一些级别不够的人,有时也会用白麻制书作为一种施加“恩宠”的手段。比如唐德宗设置左右羽林、龙武、神武六军统军用来安置那些被免除藩镇职务的节度使时,就特别吩咐翰林学士院,要他们比照六部尚书,用白麻纸起草制书任命这些统军的职务。唐德宗这样做,虽然是一种临时举措,并且只是偶尔为之,但问题是“翰林学士的任何行为都是要成为惯例的”(《旧唐书•崔群传》),皇帝任命统军可以恩准用白麻制书,一旦开了这个先例,之后难免有人仿效。贞元十二年(796年)六月,唐德宗要任命宦官窦文场、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时,这两个宦官果然提出了这种要求。

  唐德宗虽然对文武大臣特别猜忌,但对这两个宦官十分信任,这回任命他们为护军中尉,把十五万禁军的领导指挥权交给他们,便足以说明这一点。现在两个宦官提出要用白麻纸起草制书,宰相们哪敢违背他们的要求?唐德宗更是认为他们的要求不过分,应该满足,于是吩咐翰林学士郑絪,要他按宦官的要求起草白麻制书。

  作为翰林学士,接受起草文件的任务后,自然要认真完成。但郑絪是一个老翰林,懂得朝廷的典章制度。他虽然按唐德宗的要求起草了制书,但心里总觉得这种做法不妥。于是他上奏唐德宗:“根据惯例,只有封拜王位、任命宰相才使用白麻纸书写制书,然后交给中书省和门下省颁示。现在要用白麻纸书写制书任命护军中尉,不知陛下是特别宠任窦文场他们呢,还是从此便成为惯例,照此办理呢?”

  唐德宗原来只不过是想用这种手段笼络宦官,现在听郑絪这么一说,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,这样做可能会扰乱朝廷秩序。于是他召来窦文场说:“在武德、贞观时期,宦官的职位都很低,穿绯色朝服的没有几个人,自从李辅国以来,制度被破坏了。现在朕任用你,不能说没有私情。如果再使用白麻制书向天下宣告,人们肯定要说这是你胁迫我写的了。”窦文场叩头承认了错误。唐德宗当即烧毁了郑絪起草的白麻制书,另外下令中书省用黄麻纸起草诏书宣布这一任职决定。同时宣布:以后任命统军不能再用白麻纸写制书,应一概用黄麻纸由中书省写诏书。

  这时候,窦文场、霍仙鸣的权势压倒朝廷内外官员,藩镇将领和主帅大多出于神策军,甚至三省长官也有出于宦官之门。在这种情况下,郑絪还能维护制度、坚持原则,怪不得唐德宗要表扬他了:“连宰相都不敢违抗宦官的指令,朕得到你的进言才算醒悟了。”

阁臣梁储巧谏明武宗赐封土地须谨慎

 

  相比之下,明朝的梁储起草批复时,反语暗讽,晓以利害,终使明武宗幡然悔悟,撤销错误决定,用心更是良苦。

  明武宗正德年间,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子朱樉的后裔、袭封秦王的朱惟焯,曾向朝廷打报告,以潼关以西、凤翔以东的大片土地为自家的祖地为由,要求朝廷封还给自己。这一要求遭到朝臣的普遍反对。

  然而,由于明武宗所亲信的权宦钱宁、江彬等人收受了秦王的贿赂,在武宗面前极力为秦王说好话,怂恿他答应秦王的奏请,昏庸的明武宗没有听从多数大臣的意见,硬要内阁大学士起草批复,颁旨同意。

  这下可为难了首辅杨廷和等人:奉旨起草定会留下祸患,不起草又将违逆皇帝旨意。无奈之下,他和蒋冕只好推托身体不适,以此逃避起草批复的任务。明武宗极为生气。另一阁臣梁储见此情景,知道此事硬顶不行,于是心生一计,主动承担了这件批复的起草任务。他在批复中写道:

  当初太祖皇帝曾下令,这块土地以后不得封给藩镇诸侯。这并非吝啬小气,乃是顾念此地境域广大富饶,如果藩王得到它,蓄养众多士卒,积储强壮兵马,必然会因富饶强大而骄横起来,一旦受到奸恶之人引诱,做出不轨之事,于朝廷社稷大为不利。秦王得到这块土地后,应该更加小心谨慎,切不可收聚奸恶之人,切不可蓄养众多兵马,切不可听信奸佞之人引诱,去做不轨之事,震动我边陲,危及我社稷,到那时,即使再想保护亲人也不可能了!秦王慎记,万不可轻忽!

  在批复中,梁储虽然秉承皇帝同意赐封这块土地给秦王的旨意,但批复中的字字句句给明武宗留下如此印象:这块土地绝对藩封不得!否则会出大乱子!明武宗看了批复文稿后,又惊又惧:“原来竟是如此可怕,我还是不封给他吧!”这件事便被搁置不提了。

  领导坚持错误决定,听不进秘书的建议和意见,秘书当然不能硬顶,也不能消极怠工,更不能另搞一套。杨廷和、蒋冕托病消极抵制批复起草,心意虽然不错,但方法欠妥,引得明武宗大发脾气。在明武宗气头上,梁储主动将任务揽过来,通过高超的谏诤手法,终使固执己见的明武宗撤销错误决定,从而维护了国家稳定。这种明知不可谏而谏之,既坚持原则又注意策略和方法的态度和做法,是值得充分肯定和学习的。

  (文章摘自《秘书工作》杂志2015年第2期,原题目为《忌惟命是从——古代公文写作杂谈》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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